馬拉威位於非洲東南方，人口1900萬，距離台灣1萬公里，畢嘉士基金會在當地開展多項服務計畫……。「森子工作室」三位成員：導演林修齊、攝影師余陳皓、平面攝影師李宛玲，去年夏天跟著畢嘉士團隊踏上馬拉威紅土地。出發前，他們腦袋刻意只裝簡要資訊，帶上新鮮的眼睛，只為拍出最真實的故事。
紀錄影片【馬拉威關懷計畫：小小付出，創造大大的關懷與改變】
走在探勘的路上
「我習慣不做太仔細的功課。」修齊笑著說。甚至到現場，他也不聽二手故事，而是讓自己變成載體，去觀察、去經歷、去感受，「保持一個驚喜，這樣，觀眾透過我的影像(眼睛)，才能看到最客觀的事實。」
在天災與貧窮交迫的馬拉威，「我們認為的逆境，他們可能不覺得，」修齊說，寡婦團體Chitatata2和身障團體Kanyika Club給我這樣的感受。「成員們感謝台灣的幫忙，改善他們的生活，他們自助更互助，我看見的是，成員們滿足現狀的開心，當下他們是喜悅的，我拍出來的影像就是喜悅的。」
宛玲喜歡捕抓生活中微小的幸福時刻。旅途中，她拍下畢嘉士周文珍執行長與寡婦媽媽Anna相擁的感動，「我喜歡觀察人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特別吸引我。」從好奇出發，宛玲養成觀看的眼睛。「我會好奇為什麼他會有這些行為？」她說，馬拉威人的每一個情緒都非常直接，個人的色彩與性格鮮明，跟大地連在一起的感覺，不喜歡就是不喜歡，快樂就是快樂到不行，覺得美就美給你看，一點都不掩飾，跟台灣人的拘謹很不同。「就像Anna，初次見面她是完全敞開自己與你交心，她很平衡、非常有自信展現自己，你會被她的樂觀感染，跟著一起開心。」
與世界進行對話
這趟馬拉威之旅，他們有新的理解，也有困惑與反省。宛玲記得工作第一天走在市集裡，她對著空巷拍照，一個男人衝到她面前大罵，奪走相機並要求她刪掉照片。「這件事對我衝擊很大，也更小心去處理與尊重文化差異；每一次按下快門，都在提醒自己，面對被攝者我要如何去創造平等敞開的空間與關係，特別是馬拉威人長期以膚色區分階級，而我的身分不只是一個淺膚色的外國人，拿著大相機本身也帶有侵略性。」
修齊也有相同的省思。他的心裡有一把道德的尺，「我也可以把馬拉威人拍得很可憐、生活過得很苦，去脈絡化主觀敘述故事，我必須誠實說── 那樣做，其實是收視率的特效藥，可是，我過不了自己這一關。」修齊期待自己的影像能開啟觀者與世界的對話，「透過看到客觀的現實後，形成自己的想法或行動。」
寡婦媽媽Anna在「挑戰」中仍保持樂觀，修齊在Anna與其他團員的笑容背後，看見畢嘉士團隊與團體平等、尊重的互動模式。「工作人員與團體成員坐在地上一起想辦法，不是單向決定、單向提供協助，而是給足空間讓團體成長、發展自信。」
宛玲補充：「談論月經在馬拉威是文化禁忌，想做一點什麼，有時候得迂迴一點，像是女孩有經期方面的困擾不能直接問媽媽，畢嘉士團隊於是培力社區媽媽成為衛教人員進入校園，選擇能被當地文化接受的方式，接住這些女孩。」濾水器計畫也一樣，要求居民必須負擔部分費用，用意是希望居民懂得珍惜，「直接給予和教育，教育要花的力氣其實是多非常多的，但畢嘉士團隊願意這麼做，願意從根本去轉變一個社區、一個群體，這是讓我最感動的地方。」
打開情感的開關
至於如何忠實紀錄？修齊分享突破被攝者心防的秘訣：「在對方掏心之前，我先把心掏出來，我會設法營造一個舒服的空間，把彼此的頻率調到一致，讓對方安心講出心裡的話，拍出真實的互動。」不過，這次拍攝，熱情活潑的修齊也有踢到鐵板的時候，那個人是Bertha。「Bertha非常非常害羞，防護罩超級厚一層。」修齊原本設想，在高等教育普及率不到 1% 的馬拉威，能考上大學的Bertha應該是一副以自己為榮的模樣走進校園，「可是鏡頭裡的Bertha，眼神卻帶著懷疑，『這是真的嗎？』、她還是不禁會跟旁邊的人做比較，結果與預設不同，我沒有想要大改，我覺得Bertha真實的情緒很動人，也相信大家一定能感同身受。」
問他們透過馬拉威影像，最想傳遞什麼？「我不敢說我要顛覆大家對非洲的印象，只能說我想讓別人看到真實發生的故事 ── 然後，問自己：我們能幫什麼？# Taiwan Can Help，最近很紅的Hashtag。」語畢，修齊被自己的機智逗樂，咯咯地笑出聲。
敏感細膩的宛玲想了想說：「我希望透過攝影，能讓台灣人與馬拉威人產生連結，會開始在乎這個世界上的另一個人，會想要知道他過得好不好？！」
年輕，卻有著強烈的感受能力。修齊、宛玲，兩個個性迥異的影像工作者，以相機為媒介，邊走邊拍── 紀錄著人和人情感流動的瞬間，以及那些渴望被理解的心情。他們表達對世界的愛，很溫暖也很純粹。
